▲1960年，福绥境人民公社灯具厂的女工们利用休息时间学习汉语拼音。冯文冈/摄
《新华字典》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工具书，自1953年出版以来，盈盈一握60余载，其发行量逾5.67亿册，堪称世界之最。近来，伴随着《新华字典》APP上线，人们开始重新关注这小小字典创造的令人惊叹的奇迹。
新中国成立之初，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邀请一批专家，共同编写了一本适合大众学习的字典，这就是195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部工具书。
“文革”期间，辞书奇缺，《新华字典》停售，给社会各界带来极大不便，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据说某地一位小学教师，备课中有些字不认得，便跑到附近的公路上，等过路的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向他们请教。
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尽快组织人力修订出一本应工农兵和中小学生急需的字典。1970年9月，由北京大学、部分中小学、商务印书馆、科学院等单位调人组成了修订工作小组，开始了《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1977年1月11日《北京日报》2版，《为了工农兵 为了下一代》）
1970年11月，《新华字典》修订二稿完成，周总理亲自做修改。在字典的出版说明上，他一丝不苟地用铅笔逐句作了圈点。字典《附录》中的《节气表》没有标明表中的月日是阴历还是阳历，不便于查阅，周总理看到后，在“节气表”三字下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写明“按公元月日计算”。
1971年4月，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了《新华字典》的修订情况。当他看到《新华字典》书名是集纳鲁迅的字，便说：“我就不赞成，拼成的字不是艺术。”他指着会议厅里毛主席的题词“为人民服务”“艰苦朴素”说：这些都是完整的布局，随后又说，鲁迅没有给这本字典题过字，这样做是不尊重鲁迅，还是老老实实的好。
在《新华字典》修订者名单中，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学术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荃麟、陈原、丁声树、金克木、周祖谟……其中，叶圣陶曾以出版总署副署长的身份，亲自担任《新华字典》的终审工作，这在中国辞书史上，应该是唯一的特例。在后来的岁月里，又有很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加入修订者行列：王力、游国恩、袁家骅、周一良等。能够集中这样多的专家、学者来做一本小字典的校对，堪称世界之最。（2011年7月6日《北京日报》13版，《新版新华字典新增800多字》）
到1990年前后，《新华字典》一版再版，不仅是中小学生必备的工具书，还在“扫盲”活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本报1990年7月30日1版文章《本市二万七千余人脱盲》记载：本市原有文盲3万人，去冬今春一场扎扎实实的“扫盲”，使2.75万人摘下“睁眼瞎”的帽子。目前全市文盲率下降为0.16％，成为基本“无青壮年文盲”市。按照文中所说，当时，大多数区县政府都拨了扫盲专款，乡镇和村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落实扫盲经费。延庆县的一位文盲领到政府赠送的《新华字典》和脱盲证书后，含着眼泪说：“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们山里人，社会主义制度好。”
房山地区的扫盲工作是在1990年4月结束的，有学习条件的2111名文盲和半文盲经考试合格，全部脱盲。到1993年，该地区有2012名脱盲人员参加各种学习，占整个脱盲人员的95.3％，共有学习小组454个，包教教师415名，订阅《北京日报郊区版》近700份，发给《新华字典》2111本。因为有了权威的工具书，80%的脱盲人员书、报读得比较流畅，读错的字较少。（1993年11月19日《北京日报》6版，《房山巩固脱盲成果不松劲》）
据了解，《新华字典》自1953年出版以来，历经10余次修订，重印600多次，总发行量逾5.67亿册，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
追溯历史，《新华字典》最初由新华辞书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3年、1954年出版了两个版次。1957年，《新华字典》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称新1版。此后，商务印书馆又先后于1959年、1962年、1966年、1971年、1979年、1987年、1990年、1992年、1998年、2004年和2011年推出了多个修订重排本和重排本。（2011年7月6日《北京日报》13版，《新版新华字典新增800多字》）
社会生活发展日新月异，需要语言这个媒介对生活有快速反应。这部约70万字、用1万个常用汉字记载百姓日常生活的工具书，每一次修订，都体现出对时代变化的敏感与及时跟进的一贯作风。
据本报2004年1月6日11版文章《〈新华字典〉盈盈一握50载》报道，《新华字典》的第10个版本，100多个新词和环保意识的体现成为亮点。增补的新词、新义、新例涉及通讯、计算机、医药、食品、生物技术、法律、经济、管理等当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光纤、光盘、互联网、黑客、软件、硬件、手机、艾滋病、木糖醇、克隆、基因、公诉、公证、听证、投诉、期货交易、盗版、审计、公示、互动、白领、蓝领、绿卡、社区、超市、理念等。而在审查动物和植物条目时，注意了与国家相关的动物、植物保护政策相一致的问题，对于已经被国家定为保护动物和植物的，一般都将“……可食”等语句删掉，避免误导读者。如“鲸”为国家保护动物，原释文中有“肉可吃，脂肪可以做油”的语句，已在这次修订时删去。
在第11次修订时，《新华字典》新增了800多个正字头，还增加了1500多个繁体字和500多个异体字。一些与国计民生相关的词语也被增进《新华字典》中。比如“民生”，就是指“人民的生计”。不过，“煤油”“马达”“手机”“飞机”等词，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的检索频率较低，此次从字典中被删除出去。同样被删除的还有“合作社”一词，有关专家解释说，这是一个“陈旧词”，使用的频率已经很低了。
作为国人最熟悉的工具书，《新华字典》受到关注的同时，也不乏“较真儿”的读者执著挑错。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读者提出，字典、词典在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眼中是文字的权威，因而编纂字典、词典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每条词义，每个注音都应认认真真地对待，千万来不得半点的马虎。（1986年4月8日《北京日报》3版，《应重视字典中的失误》）
2006年，本报曾报道了一位上海读者8年挑出《新华字典》4000多种“错误”，并将售书的上海书城告上法庭一案。（2006年3月1日《北京日报》9版，《上海读者挑战权威字典》）
2009年，有一位曾当过教师的北京读者与《新华字典》的出版商——商务印书馆对簿公堂。这位读者认为，商务印书馆于2004年出版发行的第10版《新华字典》，在体例设置、义项确立、例证选用、标点符号使用等方面都存在差错，总数超过22638个，而且差错率达到万分之五以上，给广大购书者造成了知识性伤害。（2009年4月23日《北京日报》7版，《〈新华字典〉被诉出错两万个》）
2011年，又有一位网民在自己的博客中连发8篇博文，指出第11版《新华字典》存在多处错误，这中间还包括偏旁部首、笔画、字体、字形不一致，声符形体不规范，以及字词自相矛盾不统一等问题。（2011年7月28日《北京日报》12版，《〈新华字典〉被挑错 编纂专家回应质疑》）
对于读者提出来的问题，商务印书馆相关负责人称，由于时代在慢慢的提升，新语汇、新义项不断产生，《新华字典》虽不断修订，也难免有滞后的地方，加上偶尔的编校遗漏和各版本体例的差异，出现一些遗憾或者失误是可能的。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商务印书馆也进行了查证、回应和澄清，同时表示，欢迎读者提意见，《新华字典》会在读者的帮助下不断完善。
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由新华辞书社编写，按照民国时期创立的注音字母顺序排列字头。
此版第二次印刷（1954年12月）时，将魏建功封面题字更换为拼集鲁迅先生字。
率先贯彻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首次以简化字作为主体字头。
开始把全面实施1958年正式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贯穿于全书，突出了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的方式。
对主体字头后所附的那些另立字头的异体字，在左上角添加“△”的标志；并对那些古本字或属古代用法的义项增加了“〈古〉”的标志。
主体字头和正文均使用了规范的简化字；字形采用了符合1964年3月公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要求的大号宋体字。
“文革”时期修订本，留下了特殊环境中的特殊痕迹。修订本共改动1100余处，引用《毛主席语录》46条。
虽然处于拨乱反正时代，但受历史条件和观念制约，一些新的政治套话不知不觉被增加进去。
根据1986年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时对个别字的调整情况，调整了有关字头，修改了相关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时两年对《新华字典》做全面修订。修订后的字典收单字（包括繁体字、异体字）1万余个，带注释的词语3500多个。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商务印书馆共同推出。在具体的修订中主要涉及增补字音，增补新义，增删词语，增补人名、地名和姓氏用字，更新附录及改动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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