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全中国最“癫”的专业，中央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班，必榜上有名。它的全称是“实验艺术与科技艺术学院”，分为实验、社会、科技三个工作室。
从艺考录取开始，考题就和常规传统美术不同了，掺杂着很多脑筋急转弯一样的题目，还经常因为学院老师最近的个人喜好而变换，令人难以琢磨的“反套路”，也被称为“最难考”的专业；
而一旦入学，便如入旷野，入学的第一节课，是学生给院长上课，讲他们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课程没什么硬性要求，一切为了训练发散思维，而实验、不停的艺术实验，更是为了寻找自己和表达自己。
前院长邱志杰的《实验艺术概论》中这么讲，“从实验中得出新的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总是需要艺术观念和手法的创新，才能轰击人们习惯化和套路化的感性。”
5月18日-6月2日，半个月的毕业展览，成了这届36个学生各自散养了4年后的交集。或者说，是他们的一场“合理发疯”的集体亮相。
新青年试验场，体验派聚集地，这一期的“WOW人类”栏目跟进了几个实验艺术系学生的毕业作品制作，目睹了他们不断的推翻、探索、表达。我们好奇的是，一场自我驱动的艺术教育，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
4月19日，距离央美毕业作品展只剩一个多月时，税佳仪却决定将今年初就确定好的毕设方向推翻重来，“彻头彻尾地改”。
按照原定的方向，她要把几十个橘子做成种类不同的手工捏捏玩具，原材料都已经买好了，也捏了10几个成型的。做到一半，和导师对了一下方向后，她却突然觉得目前的作品和自己的初衷不符了。
尽管隔壁的油画、雕塑等专业，均是提前一年就要规划好毕业作品，稳扎稳打，毕业展前已经是收尾阶段，但在最后1-2个月开始极限创作，才是实验艺术系的毕业生的常规操作。
“实验艺术就是你得不停地实验，包括这些材料，它们都是一个实验，你得在实验中才能知道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税佳仪，这位今年的实验艺术系毕业生这么解释。
她的整个毕业实验中，唯一清晰的就是初衷——她想做关于妈妈的主题，尝试通过实验艺术的方式来理解妈妈。
一开始想做橘子捏捏，也是想通过重复性的劳动来体验妈妈的工作。税佳仪的妈妈是四川的一名流水线工人，杀猪厂包装猪肉、剥无骨鸡爪、做方便面蔬菜包调料，什么都做过，一天工作9个小时，只有80块工资，时薪10元都不到。
但捏着捏着，她多少觉得不对劲了，除了家乡盛产耙耙柑，妈妈和橘子没有一点关系啊？
她知道，新的探索，又得开始了。这是实验艺术系惯有的风格——整个大四，学生都要和老师互相折磨，中间可能推翻过3、4个方案，持续到开展前的最后一刻。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挺荒唐的”。
导师的指导也充斥着某种“荒唐感”。在她的橘子已经捏了一周、和导师汇报进度时，听完她的困惑，导师听完没有直接给出指导，反而是讲了自己与父亲的矛盾，随后问她，“你做这个作品最终想要个什么样的结果？”她本能回答，“我想让我妈开心。”
说完这句话她就哭了，“我觉得很奇怪，就这么一句话，为何需要哭？我想让我妈妈开心，其实它就是一直被压在我心底里面的一个秘密一样，但是当我说出来后，压在心底很深处的东西被翻出来了。”
更多的东西，也随之在不经意间从心底翻滚出来。4月中旬，一个朋友来北京玩，提到央美附近的宜家很好逛。税佳仪的第一反应是，“我又没有家，为何需要去宜家？”她对家的态度，称不上积极。
从小，税佳仪就生活在批发货物堆中，大量购买批发用品是妈妈的唯一兴趣，这么多东西很便宜，妈妈觉得买的越多越是“为家里省钱了”。她的拖鞋永远是40号的廉价的大码拖鞋，一次去外面集训住宿，同学问她，“你怎么穿着你爸爸的拖鞋？”她很震惊，第一次知道人们不是都穿这样的鞋的。
“我觉得家里面用的东西没有很特殊，都是批发来的，家在哪都行。家对我来说随便一个空间都行。”这是她一直以来对妈妈的批发行为的消极态度，但也成了她新的毕设方向的起点：若能在逼仄的空间里和批发用品一起生活一段时间，是否更能理解妈妈的处境？
5月初，我在北京芍药居的一个地下仓储物流基地里，见到了税佳仪和她制作了一周多的新作品。这是一个5平米左右的小格子仓库，是她花了1000多块钱租来的。她提醒我穿件厚衣服来，即便是初夏，这里的温度也相当低。
杂物，到处都是杂物。各种均价2元以内的衣架、咖啡条和塑料拖鞋，有条理的填满了仓库的空白墙壁，像是批发商业市场上的一个局促的、空间利用到最大化的摊点。
这些商品，是她从拼多多最低价选购来的，总价值也有6000元。她还把这些零售商品拼合成了小型家具，写字桌是用抽纸垒成的，枕头是用湿纸巾拼的，连她底下的床垫，也是卷纸和T恤搭的。
她指了指整个房间，“这就是我的作品，如果明天就开展了，那就算完成了。如果2周后才开展，那我还能多做几件家具，也能说它还没完成。”
“真正的艺术品是得和你自己强相关的，在聊艺术品的时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在聊你这个人。”税佳仪告诉我，以这样的视角看待，那些意义不明的材料才能变得生动。
比起其他美术类专业更注重最后的成品，整个实验过程，都是实验艺术学生作品的一部分。创意，这个idea是否足够新颖、足够打动人、足够表达自己，才是他们最在意的。通常作品的完成难度并不大。
我联系到的几个学生，都经历了毕设过程中的“煎熬”。要知道，当时已经是5月初，距离毕业展仅剩2周。有人的作品已经接近完成，但也有人含糊其辞，说下周与导师开会后，方向可能依然要调整。
“网红艺术家造星的30天”，是彭冲的作品。他想尝试在30天之内通过种种营销手段曝光，给自己打造一个网红人设。他花钱收买了一些新闻媒体、去北京最大的尤伦斯美术馆走秀、购买黄牛票混进明星云集的电影首映礼，把这些行为艺术剪成宣传视频，并把毕业展现场布置成了红毯走秀，邀请观展人来打卡。
整个实验也只持续了30天。做起来很快，但确定要做的过程，往往要持续半年之久。
毕业前的这一年，与其说他们探索的是作品方向，不如说，他们探索的是自我。作品回应的是那个终极哲学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倪明在这一年陷入了长时间的深深内耗。他总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宏大的主题，才配得上本科毕业展这样隆重的场合。所以在跟导师汇报方向时他总有些惶恐，最初他的设想是一段行为艺术，模仿埃舍尔的无尽阶梯，拍摄一段自己一直不停上楼梯的影像。
导师问他，你想表达些什么？倪明讲了自己最近的困惑，“我最近觉得特别无力，快毕业了，我不想进入某种循环重复的生活。”老师重复了一遍，“这感觉特好，‘循环往复’，你只要抓住这个感觉，就表达这个事儿就够了。”
过了不久他接到老师的电话，让他赶紧收拾东西来安徽乡村，老师正在带学弟学妹做暑期实践，不用他负担任何差旅住宿，只要人过来就行。落地一看，老师连摄像机和三脚架也帮他提前借好了，递给他，“你看看你在这里能做些什么吧。”
倪明拿着相机脚架在山野里转了很久，思考着“循环重复”的概念。在一个乡间分岔路口他停下了，往左走是水田，往右走是新开发的日式美学民宿，一晚上最便宜也要2000块。
强烈的触动，摧枯拉朽地来了。他，一个在鲁西南乡村长大的孩子，来到了北京这座大城市读书，在临近毕业的档口，在环境切换中自我身份的撕扯感，也被拉到了极致——他可以投简历到大公司上个班，又或者回到自己的生长地，父亲曾劝他去参加“三支一扶”，去乡村支教。
自己究竟属于哪一边？他也想不明白。在这个路口处，他无法选择该往哪一边走，他感受到一种矛盾和自我毁灭的倾向，以往一想到未来、他就回答“再看看吧”的敷衍，似乎敷衍不下去了。
他将这些内心的斗争，完整呈现在了他的毕业作品中。这段影像是这样的：画面中正好有两台除草机，一个是红的，一个是蓝的，倪明站在原地，重复地扇了自己5分钟巴掌。
第一次看到时我非常不解，形式过于前卫，像作者故意整活儿。他这么和我解释，“你不觉得画面里的除草机很像黑客帝国中的红蓝药丸吗？我就觉得这地方太好了，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
所以，倪明的整个作品都是他穿着粉色的连体衣，在山林里扎马步、做蛙跳、翻跟斗的行为艺术影像记录。作品名叫“我练功发自真心”，简介也很简单：“在安徽考察时，偶然听导游说这里是《卧虎藏龙》中大侠李慕白牵马的地方，便想象自己是在竹林中修行的侠客”。
相比之下，李晴的作品似乎更好懂一些。她把一辆山西大卡车改装成露天泳池，并开着它去到山西阳泉市几个附近村镇，让煤矿工人们一起玩水。山西县城缺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我不知道的是，通过制作这个作品，李晴和家里完成了和解。
这辆卡车是李晴父亲赖以谋生的工具，家里有三个孩子，李晴是最小的一个。父亲经常开着这辆车运送水源给附近村镇的煤矿工人们，来养活一大家子。一次李晴过年回家，他指着这辆卡车说，“你就是靠它上的大学。”
李晴深受触动，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今年已经64岁了，和她相差了近40岁。时常她感觉自己和父亲有很深的代沟，她不理解父亲是怎么生活的，父亲也不理解她在学的什么实验艺术——我问过很多实验艺术的学生父母怎么样看待他们所学的专业，得到的回答大多是“爸妈只知道央美的牌子很硬，但不知道我具体是干什么的”。
李晴想用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告诉父亲她在学些什么。在她眼里，父亲就像卡车坚固的外壳一样，她就像其中温暖的水源，被父亲保护着长大。于是她提出向父亲借这辆卡车来做毕设，父亲的反应很激烈，“你把车拿走了我用什么？改造这辆车有什么用？”父女俩大吵了一架。
“他还是不理解我们专业是做什么的，我就想让他看到我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做出来会得到怎样的反响，我想得到更多曝光，让他明白我做这件事能如何感染大家。”
李晴说，这辆车严格来说其实是父女共同完成的。父亲被说服后，每天一大早跟着她一起去改造车辆，帮她贴马赛克瓷砖。
这辆改装车最后成为了今年最具话题度的优秀毕业作品，也成了父女之间的连接桥梁。
对大部分经历过高考、循规蹈矩、目标明确、一进入大学就为了若干年后的就业做筹划的年轻人来说，这群实验艺术学生的大学四年，未免太随性了。
倪明的大学生活，更是随性得“登峰造极”，学生简介上获奖经历写的都是“无”，但他却有几件拿得出手的历史作品：第一，他曾偷走了别人家上私锁的共享单车；第二，他曾通过不停摩洗一块地板砖，让它变得特别新特别亮；第三，他在贵州乡村实践时，亲身尝试着从山下往山上翻滚……这些行为都是他自发想做的，并没有一点展览或投奖经历。
实验艺术系有个传统，入学的第一节课就是换位教学——由学生给院长上课。每个人都要给院长报自己感兴趣的选题，再制作PPT轮流上台讲，有人讲网恋，讲“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文学范式……
院长很想听听年轻人在关注着什么，不会给他们圈定什么范畴，也想让他们都能有各自专精的领域，在大学里继续发挥下去。
尹欣航在入学第一节课分享的是“鼻子整容”，领域相当细分。她细数了哪些明星的鼻子是整过的，又讲到整个整容行业。
她对鼻子的关注并不是空穴来风。从小，爸爸就一直说她的鼻子不好看，是一个败笔，高中毕业后就要带她去整容。久而久之，她见到任何人第一面，总是最先关注这个人的鼻子周不周正，这让她被迫成了鼻子领域的大师。
她对鼻子的执念一直存在。直到毕业展览，她还线个鼻子模型，“翻模再制作的过程是庞大的，从倒模、修模、涂脱模剂到调、调色，再到脱模、刷粉、装袋、装订，我已无心在意谁的鼻子好看、谁的不符合我的审美。它们只是一坨坨肉了。”她说，这个作品让她解开了一个心结。
实验艺术的大学课程就没有强制的硬性要求，主打一个“杂而不精”。在这里，你可以学写诗、做木工、做网页，一切实践都是为了思维发散训练。
税佳仪印象最深的课程是去动物园实践写真，她们蹲守了一周，观察了很久长颈鹿，看它们在园子里没有伙伴很无聊。她想到自己看过的《动物世界》纪录片，长颈鹿在草原上会用脖子和同伴打架，那是一种娱乐方式。于是她就设计了一个楼梯那么高的玩具，专门陪长颈鹿打架。
他们也经常一起去乡村实践，比如去东海岛做鸟类写真、去安徽贵州等乡村做口述史。在贵州的乡村里，倪明走进了一座空心村，看到屋子里遗留的课本、磁带、布鞋等老物件，墙上有这家小孩默写的古诗。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想象一个家庭是怎么培养这一个孩子的，他的成长轨迹是怎样的，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往上升，他又离开了这个村子。”
他重组了家里的物件，把布鞋给梯子穿上，又从房间外边摘了一个无根的野草，放在床头柜上，组成了一个“温暖的房间”。
在实验艺术系，灯塔相当多，平均1个老师只辅导2个学生。说是指导，老师更像是学生精神情况的监护人，每过一两周就会了解一下大家最近的动向和新想法。
这是倪明和导师习惯的交流模式：他向老师提出自己最近的想法，拍一段“和一条陌生的狗建立关系”的行为影像。老师问他，“这狗怎么你了？”他一通解释，在他眼里狗如何象征了人的社会关系。老师听罢只说，“去做吧。”
这是最让我震惊的部分——在大三时期，倪明想休学。当时是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其实也和疫情没什么关系，只是他突然感到很迷茫，又想到自己从来就没出过远门旅行，就想这样做。对于这毫无规划的举动，老师们却非常赞成，觉得他是应该松一松自己。
倪明独自坐火车穷游去了成都、重庆、、西藏等地。而导师唯一提出一点建议，让他写下10件休学期间想做的事。“不是什么长远的，什么我要赚5万块钱那样的事，都是一些具体的，比如要练琴、看一本书什么的。”倪明说。
我发现，基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项领域，尝试过创业的也不少，毛绒玩具、滑雪器材、民族服饰、自媒体博主，什么都有。
他们维持着“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风俗，大三后基本就没见过什么同系的学生了，因为“各自都有自己的事在忙，最好就是互不打扰”。
5月18日开启的央美毕业展，成了他们各自散养了4年后的交集。或者说，是他们的一场“合理发疯”的集体亮相。
实验艺术展区在三楼，有种怪诞的气质，作品的形式千变万化，影像、声音、装置、互动、行为等等，都可以是实验艺术的形式。
5月21号那天我来到央美展区，刚一上楼就听见持续不断的呜咽声音，它来自一个由羊角搭建的乐器，作者是家乡贺兰山的羊角，切割并重组成巨大乐器，可以从各个位置吹响它。
原本作者设计为流动的水，但由于场馆不能走电，担心危险，最后它呈现出来的震撼感显得弱了很多。
一位学生徐陶雨泽告诉我，那位作者有点社恐，第一天开展时在巨婴椅上坐了一天，后几天他们几个学生约定好要轮番上去坐着撑场，这是实验的一部分。
她的计划是，在15天的展览期间，观众能看到她在这个“家”里是怎样生活的。而税佳仪会在最后两天和观众开展互动，观众花18元买一个口袋可以装走“家”里的任意货品，真正“用”起来，这都是实验的一部分。
等最后消耗掉所有的抽纸、T恤、咖啡条，“家”也就被使用完毕了，一点没有浪费。
徐陶雨泽的作品叫“肥马一家”，她缝制了不少小马玩偶，仿照自己童年时的房间布置了会场。
这个房间的锁是被拆掉的，大马从房顶探头，盯着屋里的小马在做什么。徐陶雨泽说，自己的房间从小就没有锁，爸爸经常推门而入，她一点隐私没有。一位观众进入这个屋子时感受到了同样的压抑感，深有共鸣，“我太理解你了，我小时候的房间连门都被拆了。”
毕业展上的许多作品也在网上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羊角乐器，有的人觉得这像是巫术。
还有《超级蜂巢》这个作品，原材料是一摞纸板和会动的纸箱，据说造价有2万，就有人网暴：“我看也不值那么多钱啊”。
我也是跟他们聊完才知道，这些作品是无法用原有的、刻板的知识框架来分析，必须先读懂他们每一个人。
就像前院长邱志杰的《实验艺术概论》中这么讲，“需要不停地实验、实验再实验，从实验中得出新的思考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总是需要艺术观念和手法的创新，才能轰击人们习惯化和套路化的感性。”作为观众，我确实狠狠地被他们的作品轰击到了。
离开展览后我不禁又回忆起李晴父亲的那个问题，要较真的话，做这些有什么用呢？或者说，这样散养的、自发的、自我驱动的艺术教育，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他们是否担忧过工作、薪资、失业那些现实的问题？
去年面临严峻的秋招就业形势，看到别的专业同学们紧锣密鼓的样子，税佳仪一时间也有点焦虑。她把自己一切和美术设计相关的经历填到了简历上，只是为了看起来和大公司的招聘要求对口一些。改了有十几版简历后，投出去还是石沉大海了，许多公司看到实验艺术这个专业都会直接绕路。
但在完成毕业作品后，她的这份焦虑感逐渐被磨平了。在用批发品制作家具的过程中，她感觉自己的心结也被解开了，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像艺术疗愈一般。接下来，她的兴趣点转向了艺术疗愈工作，也正在寻找相关的机构。
我也问税佳仪，实验艺术系的同学们毕业后的去向如何。她思考良久，“这是一个经常被问的问题，但是回答很难，因为我们实验艺术对口的工作其实就是艺术家，那你说，是公司要给艺术家发工资？”
胡家博是科技艺术工作室的学生，花了3万多元模拟了人工智能生存的虚拟环境，以及他们眼中的人类标签是怎样的。
为了这个毕设作品，他从零开始起步学习计算机程序的运作原理以及训练人工智能模型。那科技口的学生会不会都很精通技术，又多了一门手艺？胡家博却告诉我，科学技术手段只是用来转化为做艺术的方案，本质上，他们还是艺术家，“那艺术本身就是没有用的。”
大致盘算，往届的学长学姐很少有直接就业的，一半多的本科生会选择保研或出国继续深造艺术方向。至于出去工作的独立艺术家们，也是缩在某个角落里，悄地搞搞自己的小创作，没事投个展览玩玩，没什么大水花。
她提到自己很欣赏的一个学姐，现在也没有正式工作，偶尔缺钱了就接点小兼职做做，更多的时间都花在搞一些不赚钱但自己最喜欢的课题上，让自己舒服、快乐才是第一要务。
“我就是那种特别内耗的人，想事情老翻来覆去的，但实际上想不明白，我就最终想着，要不就干，然后就做了。包括在乡村完成的那些作品，有些事实际又不是课程安排，不是有人要求我这么干，我只是就觉得我应该干点什么，不要再去想什么。”对倪明来说，4年散养，就像一剂缓慢作效的药。
焦虑，和父母的灵魂拷问，当然还在。“你工作找了吗？”“简历是不是该准备了？”“要不要看看三支一扶，去支教试试？”倪明也总会掏出那句万用的回答句式，“再看看，再看看吧。”
不管怎样，至少，在通往自己的这条路上，他们学会了如何自洽，提前解决了所有毕业生都将面临的最大难题。